在今年上半年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复苏反复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国内经济也遭遇了寒冬期，各项经济指标数据都大幅下滑。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面临着重重贸易壁垒，而房地产市场的限购令又导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式无法进行，对此，政府采取了以刺激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自2009年开始，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基础上，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个增到8个，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本次家电下乡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今年10月份，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汽车下乡行动即将启动，此次汽车下乡政策和之前相比有望扩容，此前国家对农民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等，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新一轮政策或将补贴范围扩大到1.3升以下小排量汽车和重型卡车。
其实，无论是家电下乡也好，汽车下乡也罢，其本质都是希望透过刺激与扩大内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2011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01%，其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由2010年同期的32.7%提高到47.9%。尽管这些年，在消费方面，我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进一步改善；积极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鼓励消费政策，扎实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努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力加强市场价格和产品质量监管，市场秩序得到规范。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言，外需与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失衡的状态，内需拉动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作用也不协调。这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支撑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从总体上说，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已经升级，已经从温饱型的消费结构转向初步小康型的结构。但是初步小康结构自身还存在不同层次量的差异，从而从微观上看，初步小康型消费结构是一种多样型的消费结构，社会不同人群的消费层次有明显差异。这种多样型的消费结构其本源在于国民收入水平多层次，而城镇低收入人群和广大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不同程度压低，加上近年物价水平提高幅度加大，又使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幅度受到制约。相当多数的人群消费倾向偏低的状况不易改观，消费需求难以稳定提高。
其次，缺少刺激居民加大消费预期的制度和政策，国民只能延续多储蓄少消费习惯。一方面，面对压低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制度因素，政府缺少合理有力的干预政策。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中市场机制客观起作用。作为人口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中低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在我国现行产业结构条件下，这类劳动力资源从总体上看处于供大于求的格局。另一方面，现行国家政策与相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居民对未来的消费信心，居民捂紧钱袋子的习惯不易打破。现行的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的改革与国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因素不匹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度不匹配，面对用于教育、医疗、居住等项目的支出过快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的现实，相当多数居民对未来生活预期看贵，长期以来养成的节约习惯凸显：为了自己保障自己的未来消费，只能捂紧钱袋子，延续数10年的多储蓄、少花钱、少消费的习惯。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内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推手，而我国目前的现状却恰恰相反。对此，一方面要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强自主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首先，从保持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应有份额看，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在向我国大量转移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环节的基础上，在中国的研发、售后服务、管理投入呈上升趋势，争夺人才、利用资源、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若我国不注重自主创新，不加强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领国际产业上游环节，形成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其次，从开发和增大内需，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看，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无论是外需还是内需的有效实现，都需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分配源头入手，积极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现阶段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拉动消费需求。所以，拉动消费需求，特别是有效调动居民的消费意愿，必须从收入分配的源头入手。
具体地说，第一，要调整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三者之间的比例，改变压低拉动力价值的不合理状态，相应提高在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从源头上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第二，要特别重视提高广大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提升我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大，而人均收入水平低，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重在提高农民收入，因此，国家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出台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第三，要继续研究个人所得税对消费需求拉动力的影响，如个税起征点需要再予以适度提高等，以便更有力地刺激消费需求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