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冠球显然很庆幸当初的决定，他后来感慨地说：1969年这条路走对了，把那个红帽子戴上了。不过成功也是他应得的奖赏：锻工，切割，调度，把关都是我。后来生病了，筋疲力尽，去医院看病，自行车都骑不动，厂里一个员工用自行车载我去。验血结果出来，医生以为我在黄疸指数的指标后加了个零。

不过，鲁冠球戴上的红帽子却有别于华西村这类乡镇企业。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后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前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创业元老之中，其中一位是鲁冠球的妻子章金梅，她一直在车间里做焊接工人，直到退休。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在2001年回忆，有一次鲁冠球陪他到车间参观，在一台机床旁，厉德馨看到一位中年女性在埋头工作，没有同她讲话，鲁冠球也未作介绍。走过后，另一位陪同者告诉厉，她就是鲁冠球的妻子，厂里想照顾她，不让她再在车间干重活，但他（她）们俩人都不同意，只能作罢。

情定万向节

1979年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无疑是重大的转折，从中嗅出变幻气息的鲁冠球乘势而为。当时的一篇党报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提醒了鲁冠球，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时，为缓解铁路的瓶颈制约作用，决定大力发掘公路运输的潜力。在鲁冠球的工厂里，能与之相关联的，便是一种叫做万向节的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器。

为此，鲁冠球将工厂里已经获利不菲的其他产品通通割爱，走上万向节的专业化之路。是年，他的工厂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从此时开始，鲁冠球一切的商业活动都小心翼翼地围绕着万向节展开，至于向其他大跨度的陌生行业涉足，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显然，鲁冠球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自得。在万向集团2007年年会上，他再度提到，我们过去为什么放弃镰刀、铁耙这些农机具选择万向节，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万向节是个大市场，交通业的发展是大趋势，事实证明当年的选择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