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说到竞争，在创新这个意义上也是巨大的，最近中兴事件出了以后有人说了我们可以搞高新科技，我们两弹一星我们能攻下来，两弹一星跟我们现在的车企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的，两弹一星不说他是一次性的技术模仿，关键是他军工这些国家不计成本，搞出来就是好。而民企这些东西你不能不计成本，你得竞争，你提供的东西还得好，要不断的创新，而且现在的创新不是一次性攻关，摩尔定律是18个月一代，天天都在变，你跟得上跟不上他必须企业有持续的动力，这个动力在哪儿这个动力就是知识产权的动力，能够支持企业换资本的动力。这一次中兴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以前可以不听这些事，可以不管这些事，这一次非得想这个问题吧，我们不是一次性攻关，我们要持续有新技术产生，产生像摩尔定律这样的东西，你得有活力。因此我们改革要朝个方向想，第一个怎么承担风险第二个怎么有活力，我把承担风险当做第一位的事情，先想这个事，然后想活力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要增加民营因素的作用，各种因素怎么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个说到N+1，待会儿我们各个专家也会提各种方式，刚才讲到股权怎么上市等等，N+1大家想想还有什么1，还要怎么再加出来，还有什么新的，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叫做AB股，我持股但是不一定有决策权，那还有一种过去叫做优先股，优先股也是这样，你分红的时候我先拿，但是我可以不要决策权，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挺值得思考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有资本现在很大，国有资本你再大的民企国有资本，阿里巴巴大，还有哪个大，国企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把你全收编了都有可能，这个是符合十八大十九大方向吗？但是国资这么大他没有发挥作用，我们说国资国企要在国计民生重大的领域里面，基础设施什么资源在民企搞不起的地方，民企投资时间长，这种是战略性的投资。另外就是国资可以支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但是你要说都支持他发展结果都变成你控股都变成了国有企业这个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那因此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国企跟民企合资，或者是国有的投资基金对民企进行投资，但是投资我不控股，甚至我可以持大股，但是我持大股我并不参与决策，我当优先股或者是A股，那这样形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让民营资本去发挥主要承担风险的职能，经营感觉的职能，就是我们去帮助他发展。

所以我说我们值得好好研究AB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式，我们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上市到香港去上市，包括最近的小米，都是因为他们那有一个AB股机制，否则你的决策权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都是技术人员，新产业都是技术人员，包括了刚才说的电动车等等这些，很多都是技术人员管理的情况下，他们又很年轻，这个时候你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N+1里面也是一种形式，我别的就不面面俱到说了，但是我想说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混改，国资太大，到处都可以控股的形式。那有很多企业还是做到了第一点，我们私下说的时候，万科当年滑润持股的时候就是这个协议，就是我是第一大股东，但是我不参与管理，他分红但是不感觉，现在据说也是这样，我觉得否则一并表万科就变成国有企业了，这个就失去意义了，我说这是不是一种形式值得思考。

最后是怎么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来改变我们一个产业格局和企业产业的格局，这就是最近电动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在原有的产业里去追赶很难，新的机会出现之后开辟新车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弯道超车。我个人现在在北大教书，教发展经济学的时候说中国怎么解决了幼稚工业的问题，我们汽车工业可不是幼稚工业，早30年前60年前，丰田到中国，当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丰田车，第一个想引进的也是丰田，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中国人是知道的，丰田车在中国调研的是三年中国突破50年造不出车来，中国的能力和条件50年造不出车来，然后我们靠引进靠吸收靠各种政策，合资的政策，国有化率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发展到今天，现在特朗普攻击的事情都是我们成长宝贵的经历，我们通过开放获取知识获取技能这个都是我们可圈可点宝贵的经验，发展的经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走出来了，我们走到今天了，我们通过过去这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培养了一个产业。借助这种新机遇产生一些新的企业，新的企业有风险投资的办法把有些人给挖出来流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发展新的模式，创造新车道创造新的赛道，那又从原来的体制当中叫做分化，我说我们需要拥抱这样新的形式。所有的产业都会裂变的，我们会有一个裂变的新机遇，这件事做的好的话，那如果我们新的车企会做好也许是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