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则是核心排放技术由博世这样的外资零部件企业控制，自主品牌对于零部件供应链的薄弱控制力，导致自主品牌在达标以及排产周期上相对滞后，而强势合资企业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其强大的国际产业链配套能力关系顺畅，对国六实施的配套强，所以呈现出较为突出的市场优势。

但在自主品牌相对有所滞后的情况下，也不乏有自主品牌通过与供应商的联手，主动为应对国六作出准备。例如长安汽车在2015年时，与美国供应商康宁公司围绕汽油颗粒过滤器技术开展联合研发，设立了项目组和实验基地，以充分应对国六升级。双方合作的结果显示，在长安的国六发动机平台下，有关气体和细颗粒物的排放符合国六标准，该平台在去年年底投入生产。

以现状来看，在诸多供应商都已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的情况下，众多车企希望推迟政策执行的呼声却依旧高涨。从国五向国六的转变中可以看到，暴露出更多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自身技术储备和技术研发前瞻性方面的短板。特别是动力总成核心技术上的缺失，导致一些车企只能受制于人；而对于政策执行落地严厉程度估计不足，使一些品牌错过了及早处理国五车型的时机。而行业洗牌下的压力，不仅转化成车企厮杀出局的现实，也成为倒逼车企与供应商联手研发的契机。